脱贫与致富
作者：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刘奇中国扶贫开发的总目的是使贫苦群体脱贫致富，脱贫与致富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脱贫是生存问题，致富是发展问题。脱贫是公平问题，致富是效率问题。脱贫精准的对象是个体人，致富精准的对象是大环境。脱贫是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致富是社会繁荣兴盛的条件。脱贫是政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职责，致富是市场规律、本领角逐的结果。脱贫，必须采取特惠性政策应保尽保；致富，应该运用普惠性制度实行公平竞争。脱贫，岂论有无发展本领和发展意愿，有贫即脱；致富，只对具有发展意愿的群体帮扶支持。脱贫，必须微观，精准到户到人；致富，只可宏观，针对大环境，搭建好有利于致富的市场平台。脱贫，岂论何种情况，政府需要真金白银，立马兑现；致富，政府只可量力而行，持之以恒，渐次推进。
扶贫必须降服“包打天下”的思维
在扶贫工作中，必须降服计划经济时代“包打天下”的思维，想让所有穷人都能致富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没有发展本领和发展意愿的群体，政府只能解决脱贫，无法包揽致富。古今中外，岂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社会上都有既无生存本领、也无发展意愿的群体，需要政府、家族或宗亲提供基本生存条件（今天这一职能已全部过渡到政府），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这是政府行政的底线，也是政治道德的底线。不如此，社会就不得安宁，更不会和谐。正常情况下，岂论国家穷富，政府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在保生存问题上作出最大积极。而在致富问题上，政府只能通过不停改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使所有具有致富本领和致富愿望的人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获得更多的财产。一旦政府包揽到户到人，势必将普惠性的公共资源用于特惠，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把成百上千人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仅用于几个人身上，这几个人是富了，成了典型，但这种典型示范对于社会而言，是“示”而不“范”。这种不具有推广价值、别人学不来的典型，没带出正效应，却产生负作用。拉关系、托情面、找领导，谁能靠上权力，谁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且只要出了致富典型，就能显出政绩；而重点抓脱贫，出尽牛力，却难显政绩。这是现在一些地方抓致富经心尽力、抓脱贫轻描淡写，导致扶贫工作重心偏斜的病根地点。
牢牢把握脱贫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原则
物理学中有能量守恒定律。与此类似，在一定历史时段内，财产也是守恒的，而财产的分配则是不均衡的，保持一定限度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个差距的限度就是由政府把握的，富人的富可以上不封顶，但穷人的穷必须下要保底。保障穷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且永远具有优先地位，在脱贫与致富问题上必须牢牢把握脱贫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原则。唯有脱贫，才气治贫；唯有治贫，才气致富；唯有致富，才气防贫。不打牢脱贫这个基础，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在脱贫问题上应抓好四件事：一是基本生活保障。要让贫苦群体不愁吃不愁穿。国家可根据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确定一个基本生活标准，低于标准应保尽保，让人民用饭穿衣不犯愁。二是基本住房保障。需要移民搬迁的，政府出资搬迁，需要改造危房的，政府出资改造，让居者有其屋，人民安居不犯愁。三是基本教诲保障。学前教诲、义务教诲、职业教诲、继续教诲都应全部免除费用，让人民进步本领不犯愁。四是基本医疗保障。美满农村新型互助医疗、大病保险、大病救助政策，让人民病有所医不犯愁。以当下中央每年十几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完全有条件、有本领彻底解决好这四件大事。
致富问题上应抓好三件事
一是改善条件。起首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欠缺的公共服务，使“硬件”硬起来。其次改善农民与市民相比多项权利严重缺失的二元社会生态。团结国把“赋权和安全保障”作为反贫苦的主攻方向，中国未来的扶贫也应从赋权入手，让贫苦人口同等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二是进步本领。解决农村孩子在撤点并校背面临的新的上学难问题，同时变精英教诲为生存教诲，大力发展职业教诲、继续教诲、终身教诲，阻断贫苦的代际传递。三是创造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天下著名反贫学专家阿马蒂亚·森指出，“社会排斥”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创造机会资助贫苦地区、贫苦人口融入社会。比如，与企业对接，给予他们充实就业的机会；补贴学费，给予他们上高中、上大学的机会；缴纳医保，给予他们担当医疗救助的机会；成立村民发展互助资金组织，让他们有借款发展生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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