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钱给别人做生意 成就自己大事业

正在遛狗的这个人叫曾钢。平日里他很轻松，也不忙碌，这样的生活状态让人很难把他和他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这是曾钢经营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是萍乡市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这是曾钢经营的饭店、蔬菜大棚、蛋鸭养殖场；在远离萍乡上千公里外的海南、广东和广西等地，曾钢还有十万多亩水稻种子种植基地。曾钢一个人，现在轻松地掌控十多个不同产业，让他的创业之路极具传奇色彩。
市场业户陶承福：我跟你说，在我们萍乡市像他这样的人没有几个。他的头脑比哪个都超前，你能想到的，他早就想到了。
曾钢的朋友杨志军：不是因为我们做采访，实际上我们也是认为他极具号召力，也是很牛的人。
江西省萍乡市制种协会会长何志军：他把一个小的产业，一个小市场，从无到有，做成国家级龙头企业。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卫民：确实他干过很多行业，关联度都不大，每一个行业系统都能够适应，迅速适应，并且在这个行业里面成为行业的领头人，干得比较出色。
曾钢经营的生意，起初都是他不懂，甚至还是别人做起来赔本的买卖，可这些生意到他手里，却被点石成金，经营得风生水起。
为什么曾钢能从别人做亏本的生意中发现赚钱之道，他的商业眼光又有哪些异于常人之处呢？追踪曾钢的创富轨迹，我们还要从他13岁的经历说起。
1981年，曾钢13岁。因为家里穷，他小学五年级就放弃学业，在煤矿捡煤矸石养活自己。当时，13岁的曾钢挑着这样的扁担，干起了和成年人一样的活。苦难的童年让曾钢小时候就渴望有一天能出人头地。
1991年，曾钢23岁。就在这一年，他抓住机会，和村里人合作开挖煤矿。随后十年时间，他赚到了一千多万。
2002年的春天，赚了钱的曾钢去广州旅游，在火车上，他偶然间听到有人在讨论物流生意，而正是这次别人的闲谈让曾钢发现了商机。

曾钢：未来的发展，他们谈的是很赚钱。在高坑镇那个偏僻的地方，物流实在是太陌生。
记者：陌生到什么程度？
曾钢：没听过。
曾钢并不知道物流是什么，可听说能赚钱，他从广州一回萍乡就对物流进行调查。
调查一个月后，曾钢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放弃煤矿，去接手一个别人已经连续亏损了五年的生意。他的这个选择，不但招来了全村人的反对，甚至有37位同学还组团来劝阻他。
江西省萍乡市高坑镇王家源村村支书邹波涛：老人家都七八十岁的人都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说你绝对不能走。有拦，有围，有拉，不让做。你这个要慎重考虑，你不要投资，不要失败了。
曾钢的同学何运芝：我们都是小学同学，全部去，从外省回来，千万阻止他。
曾钢为人爽直，乐于助人，人缘非常好。村民和同学都阻拦他，是觉得他决策失误，简直就是往火坑里跳。因为曾钢要租赁的是一个地理位置偏僻，连续亏损了五年的小商品市场。
曾钢：我说，这个事儿你们别管，我已经决定的事儿，谁都劝不住，我就是要这么干，你放心，我说，我心里有底。
曾钢发现，当时萍乡的农产品都是在路边交易，他就投资一千多万，把小商品市场改造成了拥有四百个摊位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曾钢盘算着，市场光收摊位费，一年最少能赚六百万。
可是，从2003年1月市场开业之后，竟连续八个月都没有几个商户来交易。
曾钢：七十亩批发市场，那里看不到什么人。晚上是说男人都可以把衣服裤子脱了，都没什么人，都可以走，都没有人。
保安：每天我们打瞌睡，萧条到这个程度，没人进来，没办法，坐在这儿瞌睡，是这个样子。
商户：说城南城南，成功很难，做起来很难。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商户：城南市场，南面，就是谐音，就是城南城南，成功很难就这么来，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讲。
路边摊的商贩宁可被城管追着跑，也不愿意去偏僻的市场经营。
就在很多人都觉得曾钢是不可能成功的时候，他的突发奇想让别人都看不明白。曾钢决定，市场一年内不收钱，还要送钱给这样运农产品的货车司机。
曾钢：像这样的车，每车奖励三百块钱，要是那样的车就是两百块钱，要是比这个还大一点就是五百块钱，这个小就是五十块钱，要来就是给钱。
商户：老板是不是疯了？把这个钱全部拿给我们。进来不要收费，外地司机来点现金给人家，我们做生意看到都呆了。
只要运农产品来市场就发钱，一时间让听到消息的拉货司机都把农产品运到曾钢的市场来寻找买主。
保安：我呢，发钱发到手发酸，给钱给人家，本来是收钱的。
记者：最多时给多少？
收费员：最多的时候给六七万。

曾钢三个月白送给货车司机三百多万，可这还不算什么，让所有人都服气的是曾钢还有一招更绝的，就是这一招，让曾钢把一个连年亏损的市场变成了日后让他赚大钱的农产品集散地。
他叫刘金洪，在萍乡卖了二十多年的猪肉，因为切肉刀法好，人送外号刘一刀。
记者：要多重能切有多重吗？
刘金洪：差不多少，切一斤上下差五六钱。
记者：上下差五六钱，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刘金洪：试一下看看。
记者：上下差五六钱啊。
刘金洪：差八钱。
记者：差八钱，还没超过一两。
2003年9月的一天，刘金洪的路边卖肉摊刚开张，他就碰到了一件意外的好事，有人不但要主动借钱给他，而且还不要利息，也不需要任何物品抵押。
刘金洪：五万块钱，不要你的利息，你赚了还我的成本就可以了，这个利息不要了。
不但是刘金洪，当时在路边卖鱼和卖菜的四十多位大户，也都摊上了这样的好事。
水产商户陶承福：马上就写个条子，叫会计给我们付款给我们。
记者：最多的时候借过多少钱？
水产商户陶承福：最多的时候借过十万。
借多少，只要说个数，钱就马上到位。这个借钱帮别人做生意的人，就是曾钢。他用这种方式，扶持了刘一刀这样的经销大户来他的市场经营。
曾钢：他来了，好多徒弟都卖肉，他徒弟多，一百多徒弟，要是他过来，在这个萍乡卖肉的一半会过来，跟着他过来。
有了运送农产品的货车提供货源，又招来了农产品经营的大户，很快就让市场有了交易的氛围。三个多月，四百多个摊位全部都租赁了出去。
市场商户：我们做生意的人没人敢想象这个事情，也没有人投资一百、两百万给做生意的人，这个老板胆子大，有这个能力。
陶承福：我没看过哪个市场能这么快就繁荣起来。
短短三个月就激活了市场，让曾钢并不满足，他还想扩大市场规模。2005年，曾钢又拿出六十多万，把四百多位不会做生意的下岗工人、退伍军人和农民，免费培训成为农产品经纪人，进入市场经营，并顺势把摊位从四百多扩大到了七百多个。
2006年，曾钢又发现萍乡的农产品都靠外地供应，价格不稳定，他又投入三百多万培训两万多名当地农民，教会他们在当地搞蔬菜种植、畜牧养殖、水产养殖等技能。有了本地农产品的供应，就降低了物价，来市场交易的人更多。
农业局局长：他这个市场是萍乡市唯一的大型的全市性的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百分之八九十餐饮加工行业，包括我们单位食堂，每个家庭，都是从他这边批发出去的。
曾钢把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得红红火火，可是2008年2月，一场冰冻灾害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为了平稳萍乡市的农产品价格，曾钢从全国各地高价买蔬菜，回来低价卖出去，短短一个月就赔掉170万。曾钢在灾难面前表现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被市长注意到了，提议让他去挽救一个产业，正是这个提议让曾钢的财富差点清零，也让他开创了另一个财富传奇。

萍乡市市长陈卫民：这个行业有风险，非常大，分散，没有整合，搞低价位竞争，恶意竞争使这个产业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里是海南省的三亚市。市长提议曾钢挽救的产业就是这些种植着水稻种子的稻田。
上世纪70年代，萍乡人利用海南的独特气候种植水稻种子。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11月来租赁海南农民的土地，到来年5月水稻种子收割完，大家再回到萍乡。高峰时，萍乡人在海南搞育种的有一万多人。
可是近几年，从事育种的农民为了争夺土地，互相恶性竞争，故意抬高土地租赁费用，把这个传统产业越做越小。到2009年，萍乡在海南育种的只剩下了不到六千人。
王华：相互竞争，抬价抬价，实在是承受不了，利润就那么多，薄利的，你再竞争，挤占利润空间，挤来挤去，只要是天灾就没什么了。
罗敏：亏得最严重，等于是工人的工资付不了，农药，肥料，大部分有些老板都是清账，到最后都赖账。
曾钢没种过水稻，对制种更是一无所知。虽然这个行业风险很大，可是作为一个创业多年的老手，却从这个无序竞争让很多人赔钱的行业中，嗅到了巨大商机。
曾钢：当前中国还没有一支像我们这样的队伍，没有这么多土地，没有这么多专业人才。
曾钢一眼就看出了萍乡的制种优势，可如何能让一盘散沙的萍乡人组合在一起呢？
2009年3月，曾钢找到了水稻制种行业里有影响的大户何志军，由何志军召集39位制种大户成立股份公司，并由他全权管理。
何志军：这三十几年来都是各自为战，我们也早就意识到，只是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人来进入这个行业，所以这个正好，就是曾总找到我之后，我非常高兴，我说好。
从来没有接触过制种行业的曾钢，与各位大户谈话时，不仅是信誓旦旦，满腔热血，甚至还做了一番承诺。
曾钢：我说了好多我们整合的优势，一是让大家赚更多的钱，比如说种子，我们就可以增加到，整好了就可以增加到两块到三块钱一斤，我们的租田可以优惠。
2009年底，公司根据市场行情，与种子销售公司签订了回收价格，并把订单分发给各位股东。只要风调雨顺，把种子种出来，大家就都能赚钱。
可是海南的天气风云突变，2010年，在杂交水稻制种关键的授粉期间，出现了30年不遇的冷空气，造成大面积减产。
何志军：它在发育期间，干冷风一来，就让它冷死在胎里面，在娘的肚子里面就冷死了。
来海南的萍乡农民，就指着每年短短五个月种完种子拿到工钱回萍乡。
可是，在大面积减产的情况下，按照最初和种子公司签订的价格，39位制种大户不但付不起农民工资，交不起地租，还将亏掉五千多万，当时的情形一片混乱。
制种大户陈雨萍：着急，天天挨骂，工人骂你，都是工人自己老乡，好多是一个镇里面，如果不给钱回去也难，回去挨骂，现在谁都不敢。
王仕明：亏了工资发不了，工人的工资付不了，地租也付不下去，自己也回不了家，以后的生产也搞不下去了。
何志军：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事情会出现，打架斗殴，就是强行逼债等等，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9位制种大户手下有四千多位农民工人和四万多亩土地，如果发不出工资就没人干活，仅存的一点种子也会烂在地里。
曾钢本来在海南投资了五百万，如果这时候撤出来，他还可以少亏一点。可是，曾钢却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用自己经营多年的农贸市场做抵押，向银行贷款五千万，其中一千万给制种大户提供无息贷款，帮大家渡过难关。
何志军：看到这个高姿态，让我们感动，他对我们不信任，拿出钱，凭什么？我跟他一不亲二不故，我们这些人跟他不搭溜，不搭噶的。
缓解了股东们的资金压力，曾钢认为，要渡过难关，必须要收购种子的公司，在已签订价格基础上，每斤再提高3元钱。而这突如其来的涨价要求，种子公司并不同意。
种子公司经理：你说你是补这么多钱给他，你那边补合算，我这边补就不合算了。有阵子是搞得很僵，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碰到那么大一下子，大家没有准备。
对于种子公司的态度，曾钢早有准备，他让股东们把收回来的种子送进仓库保存好，如果种子公司不提价，就不卖种子，把剩下的四千万贷款当违约金赔给对方。
何志军：做好了准备，一定要把这个事先谈好再发种，不谈出结果来，我宁可违约。我们曾总说的，宁可违约我都不发种子了。
就这样，曾钢代表着农民的利益以及日后制种产业的平稳发展，与种子公司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十多次的谈判。
曾钢：那肯定要咬这个价钱不放。
记者：你为什么这么坚持？
曾钢：要是放了，我们就亏了，做一年白干，还要亏。
种子销售公司经理：因为大家的想法，作为企业肯定也不想亏，尽可能亏了我就少亏。
要求种子公司提价的谈判，曾钢冒的是有可能资产清零的风险，因为曾钢组织制种大户成立的股份公司只能生产，没有销售的资质。
何志军：我们生产单位它是一个固定的收入，跟种业公司签订的是8元钱一斤，我就能卖8元钱一斤，没有国家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无法进市场销售的。
记者：你们的市场只有种子公司？
何志军：我们只有种子公司。
种子不能卖，还要和唯一的销售渠道叫板。如果与种子公司谈崩了，种子没有销路，不但制种大户们一年的辛苦会白废，曾钢也会因此赔掉五千万。
市场副总经理：你如果说那边要输掉了，几千万没有，一下子等于说这一下子倾家荡产这么多钱，所有都没有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
谈判的关键时刻，别人都在为曾钢的冒险行为担心时，曾钢却把谈判的事交给何志军，他离开了海南回到萍乡，每天遛狗，和朋友喝茶聊天去了。因为，在与种子公司几个回合的较量中，曾钢对胜负已经心中有数。
曾钢：我分析是这样的，我们违约了，他们也是跟人家也有协议，也有合同，他们罚钱就更大，他有市场调节的，有调节价钱的一些办法，我们就没有办法，他们自己也有些空间，利用空间，让一点点给我们，他们肯定是稳赚。
与种子公司的谈判在整个海南引起了轰动，有些种子生产企业也效仿曾钢，要求种子公司涨价。这样一来，让参与的农民人数更多，土地面积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农业部和海南省农业厅派出专人协调双方关系。

海南省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劲松：这批种子如果不能及时入库，然后再及时用到生产地，会直接影响当年的农业生产。这个制种企业也让一点，大的种业公司也让一点，政府多种渠道补贴一些，把损失降到最低。
为了稳定种子的供应，在政府的协调下，种子公司最终同意了曾钢提价的要求。另外，江西省农业厅也为萍乡海南制种补贴了六百万扶持资金。这样，过去五千多万的损失，降至不到一千两百万。
王仕明：以前就是靠天吃饭，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人来帮忙说话，只能任命，靠天吃饭，认赔了只能。
罗敏：不是我一个人感谢，就是每个老板，基本上不是说百分之百，就是亏得狠的，亏得厉害的老板，都得到了很实在的利益。
曾钢让制种大户多赚了钱，这让更多的人加入了他的公司。2011年，曾钢在全国的水稻种子种植面积，从四万多亩扩大到了十万多亩，成为全国最大的种子生产企业。
现在，曾钢成立了种子研发机构，还收购了一家有销售资质的种子公司，打通了科研、生产到销售的整条产业链。
编导：丛永玮
摄像：孙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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